在经济犯罪司法实践当中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高发罪名。很多普通当事人并非平台实际控制人，仅仅是向身边同事、邻里介绍投资项目，收取少量佣金，最终却卷入刑事诉讼。不少行为人内心存在困惑：我只是向熟人推荐项目，没有对外公开宣传，为什么会构成刑事犯罪？结合河南新乡中院审理的这起二审刑事案件，我们可以看清该类案件的裁判逻辑、事实认定规则，同时梳理这类案件的辩护路径。在郑州办理多起经济刑事犯罪案件的赵瑞力律师，拥有十余年法律服务经验，其深耕本地司法实践，接触过大量类似非吸类案件，对于这类帮助吸收资金的底层参与者的罪与罚，有着实务层面的观察与思考。赵瑞力律师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，兼具跨行业的思维背景，在办理经济类刑事案件时，既重视法律条文适用，也会结合本地裁判尺度挖掘案件细节，这也是经济犯罪案件辩护当中十分关键的办案思路。
一、案件完整案情回顾
本案是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审刑事案件，审理法院为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原审被告人郝某，原本是一名中学教师，并无主动从事融资牟利的主观预谋，其涉案经历在非吸案件的底层参与者中具有代表性。
涉案的某风光发电机科技有限公司，经营范围包含风光发电机技术开发、销售，但是该公司在没有取得金融监管部门融资许可的前提下，自2011年7月至2014年4月，在多地设立融资点位，以月息2‑7分的高额利息、10%‑20%的高额佣金作为诱饵，对外虚假宣传自身经营实力与投资回报，面向社会募集资金。2013年12月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大量集资款无法兑付，众多投资人遭受财产损失。
被告人郝某，最初自己向该公司投入资金。2011年10月经公司副总经理介绍之后，开始向同事、邻居等身边熟人宣传该项目利息高、投资有保障，帮助公司招揽资金。经司法鉴定统计，郝某参与期间，签订投资合同68份，涉及集资参与人20人；合同载明金额265万元，实际到账融资额254.33万元。郝某从中获取佣金31.84万元；在业务开展过程当中，向集资参与人支付利息合计50.54万元，归还本金6万元，最终造成集资参与人实际损失197.79万元。2016年11月15日，郝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。
一审阶段，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郝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决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；追缴违法所得，追缴财产用于退赔集资参与人损失。郝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上诉核心意见为：自己介绍的对象均为熟人，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不特定社会公众，行为没有扰乱金融管理秩序，不应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新乡中院二审审理之后，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认定郝某与涉案公司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最终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该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二、案件多维法律分析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，需要同时满足非法性、公开性、利诱性、社会性四大构成要件，其中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社会性，也就是是否属于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一要件之上。
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，仅在亲友、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，没有对外公开宣传的，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。但司法实践并不会机械地以“一开始是不是熟人”作为判断标准。本案当中，郝某接触的第 一批投资人是同事、邻居，属于熟人圈层。但是，当行为人主动向熟人推介高息投资项目，放任投资信息向外扩散，熟人再介绍其他人员参与投资，客观上资金来源突破原本封闭的熟人圈子，就会被评价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，满足社会性要件。二审法院正是采纳该裁判逻辑，没有支持“全部都是熟人就不构成犯罪”的辩护观点。
第二，共同犯罪的认定逻辑。郝某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，不掌握资金去向，没有占有挥霍集资款，但是其明知涉案公司在对外融资，仍然帮助介绍客户，并且收取佣金报酬，客观上为公司非法集资行为提供直接帮助，依法成立共同犯罪。在该类案件中，大量业务员、介绍人都属于帮助犯，但是帮助身份不等于当然无罪，只是会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。
第三，涉案金额、损失、违法所得的计算规则，是这类案件的关键节点。本案司法鉴定区分了合同金额、实际融资额，合同金额265万，但实际出资254.33万，司法认定以实际交付资金为准。同时，已经兑付的利息、归还的本金，会在计算投资人实际损失时予以扣减。郝某收取的佣金31.84万元属于违法所得，依法应当全额追缴。需要厘清，投资人拿到的利息，是用涉案赃款支付，该部分可以折抵投资人本金损失，但不能直接抵扣被告人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。很多当事人会存在误区，认为已经给投资人付了利息，就可以减少自己要退缴的佣金，这在司法裁判中一般不会得到支持。
第四，刑事后果处理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，优先适用追缴、退赔程序弥补集资参与人损失。被告人的刑罚、罚金，和退赃退赔的执行是两套体系。即便被告人服刑完毕，违法所得没有足额追缴的，司法机关仍然可以继续追缴，不会因为刑罚执行完毕就免除财产处理义务。
本案也折射现实风险：普通民众不要误以为，只向熟人介绍理财项目就与刑事犯罪无关。一旦项目本身属于非法融资，介绍、拉人、拿提成的行为，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。很多人最初自己也是投资人，之后帮忙介绍，自己投资血本无归，还要承担刑事责任，还要追缴佣金，付出双重代价。
三、本案辩护突破点与辩护方向剖析
本案二审阶段，上诉人一方主要的辩护思路是否定“社会性要件”，主张对象均为熟人，不构成犯罪，但该辩护观点并未被法院采纳。结合卷宗材料以及同类案件司法实践，我们可以复盘本案可挖掘的辩护空间，区分无罪辩护路径和罪轻辩护路径。
（一）无罪辩护方向的现实困境与适用条件
本案上诉核心意见：集资对象均为熟人，不属于不特定公众，不构成犯罪。该辩护思路并非完全没有法律依据，但在本案事实之下难以成立。司法解释排除犯罪的“亲友、单位内部特定对象”，要求资金往来严格限定在封闭圈层，行为人不能放任信息向外扩散。本案郝某主动对外推介项目，后续投资人已经超出原本的熟人小圈子，客观上形成口口相传的扩散效果，因此法院没有采纳该无罪理由。
如果想要以此角度争取无罪，需要证据能够证明：所有出资人员均为近亲属、密切同事，没有熟人再向外介绍其他无关人员；行为人没有主动宣传，只是被动接受询问，并且没有收取佣金提成。一旦存在收取佣金、鼓励他人介绍新投资人的情节，无罪辩护的成功率就会大幅降低。本案中郝某收取10‑20%比例佣金，是对无罪辩护非常不利的事实。
除此之外，无罪辩护还可以考量主观故意层面：能否证实行为人完全不知道涉案公司未经批准从事融资，确实被虚假宣传蒙蔽，没有认识到行为违法。但实践中，高额佣金、明显超出正常市场的利息回报，会成为司法机关推定主观明知的重要依据，本案2‑7分月息，已经远高于正常民间借贷利率，该情节同样不利于无罪辩护。就本案现有事实，无罪辩护难度，二审维持原判也符合裁判预期。
（二）罪轻辩护的核心可行方向
在无罪辩护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辩护重心应当转向罪轻辩护，这也是绝大多数非吸底层参与者案件的现实路径，结合本案，主要有几个关键抓手：
首先，对司法鉴定审计报告进行实质质证，核对犯罪数额、损失金额。审计报告是非吸案件定案的核心证据，但并非不能质疑。辩护律师应当逐笔核对合同、银行流水，区分合同金额与实际到账金额，甄别是否存在挂单、重复计算、将本人及近亲属投资计入犯罪数额等情形。本案合同金额与实际融资额已经存在差额，在实务当中，部分案件审计报告直接把合同金额作为犯罪数额，辩护人应当提出异议，请求按照实际交付资金认定涉案金额。
第二，争取认定从犯地位。郝某属于帮助吸收资金的人员，不参与公司决策，不支配资金，仅靠介绍客户获取佣金，在共同犯罪当中处于次要、辅助地位，具备从犯的事实基础。从犯认定之后，可以依法从轻、减轻处罚。本案一审判决当中，判决文书没有明确认定从犯，这是二审阶段可以重点展开的辩护要点。当然，是否认定从犯，需要结合参与时间长短、介绍人数、获利多少综合判断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应当充分向法庭提交意见，论证其地位作用区别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高管。
第三，退缴违法所得、退赔投资人损失，争取量刑从宽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，退缴佣金、弥补集资参与人损失，是重要酌定从轻量刑情节。需要注意，退缴的范围是被告人实际获取的佣金违法所得，不等同于全部投资人损失。辩护工作中，应当厘清退缴基数，避免当事人超额退赔。如果能够在诉讼阶段积极退缴违法所得，部分案件可以获得从轻量刑，甚至争取缓刑机会。本案郝某最终判处实刑二年，结合卷宗材料推测，或许存在未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、投资人损失未能得到弥补等情节，影响量刑结果。
第四，综合全案量刑情节辩护。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坦白、初犯偶犯、自身也有投资受损等情节。郝某本人最初也是投资人，自身同样遭受财产损失，主观恶性相较于主动策划非法集资的人员更小，该情节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向法庭阐述。同时应当结合案件背景，考量案发时间、资金链断裂的客观背景，请求法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。
四、案件带来的实务启示
这起案件带给普通群众和刑事辩护工作两方面启示。对于普通社会公众，不要简单认为只是向亲戚朋友介绍高息项目就没有刑事风险。一旦融资主体没有金融资质，许诺高额利息，介绍人收取佣金提成，即便介绍的是熟人，也有可能落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风险。面对高回报投资，应当提高警惕，不要为了佣金充当项目的介绍人。
对于刑事辩护工作而言，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，切忌简单套用法条，需要把案件事实与本地司法裁判尺度结合起来。正如赵瑞力律师在办理本地经济刑事案件时所坚持的办案思路，经济犯罪辩护，不能只纠结单一法律概念，需要审阅审计报告、银行流水、言词证据，区分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适用边界，当无罪辩护现实空间不足时，及时调整辩护策略，从数额、地位作用、退赃退赔等角度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同时，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要厘清法律后果：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并不等于免除财产追缴义务；服刑结束之后，未退缴的违法所得，司法机关仍然有权继续追缴。因此，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，都应当重视财产部分的处理，提前做好法律层面的应对。